这一节，我们为您揭开康熙时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情况。
说到康熙时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，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。
很人性的土地制度
奖励垦荒。在政府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，命令发给各地穷苦百姓及投诚官兵耕牛、种子和银两，为他们创造垦种田地的有利条件。又如，当时四川地区人烟稀少、经济残破，坚持实行“无论本省、外省文武官员，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、安插成都各州县者，量与纪录一次；有能招民六十家者，量与纪录二次；或至百家者，不论俸满，即准升转”的政策。对恢复发展四川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。
“更名田”。这项措施虽然是鳌拜辅政时期就开始实施的，但是康熙皇帝智擒鳌拜以后，这项政策却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。继续执行“命查故明废藩田房……给予原种之人，令其耕种，照常征粮”的政策。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。
不加税的好皇帝
顺治十年，也就是1653年，清朝政府规定各省赋税制仍用明“一条鞭法”。
“一条鞭法”是明代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条赋役改革措施，其内容是：“总括一县之赋役，量地计丁，一概征银，官为分解，雇役应付。”“丁”就是人头。“一条鞭法”就是赋役合并，赋税既量地又计丁，用银交纳，其征解由原来的人民自理改为官府办理，州县徭役，由官府出资雇人解决。“一条鞭法”有其进步方面，但对农民有不利方面。根据它的要求，赋税既量地又计丁，无地少地的农民就要吃亏，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就占便宜。清初继续贯彻此法，农民害怕按人头征税，大量逃亡，而政府因此也难以掌握人口实数，征税困难。
康熙末年，对这种征税办法进行了一些修改。1711年规定：“盛世滋生人丁，永不加赋。”这就让丁税固定了下来。
到了雍正元年，也就是1723年，清廷又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，实行“地丁合一”法，即把固定的丁税摊到地亩上，按亩数征收，取消了丁银项目。这样，田多的丁税多，田少的丁税少，无田则无丁税。田多的地主逃不脱丁税，田少的农民不必有添丁之愁。这种制度显然有助于克服以前按丁计税引起的社会动乱，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，除对发展生产有一定好处外，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。其正面影响是减轻了人身依附，其负面影响是刺激人口增长。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的时候，全国人口1920万；到乾隆皇帝在位时期达到3亿，道光皇帝时则突破4亿。
慈善做得也不错
清朝蠲免赋税始于顺治皇帝在位时期。当时有恩蠲和实蠲两类。早在清军入关后的1644年，顺治皇帝就蠲免了都城遭受战争灾难的三年赋役；1651年，顺治皇帝亲政后，给还九省加派额外钱粮，免山西荒地额粮15000顷及直隶山东、河南、陕西荒残额赋。以后蠲免钱粮逐渐成为清朝一贯的政策。
康熙皇帝即位后，蠲免钱粮不仅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行为，而且每一次的数量都很巨大。“有一年蠲及数省者”或“一省连蠲数年者”，甚至有全国性的蠲免。例如，1710年冬，康熙皇帝下令将第二年全国的钱粮一概蠲免，并从第二年起，于三年以内，通免一周，使远近均沾，历年旧欠，也都免征。
据史料记载，1691年与1703年康熙皇帝均免除天下钱粮2759万多两；1711年，康熙皇帝普免天下钱粮2794万多两，1716年，普免天下钱粮2770多万两；1721年，普免天下钱粮2764万多两。在康熙皇帝在位的61年间，政府蠲免钱粮共计545次，免除天下钱粮计银1.5亿两。
蠲免钱粮原因，首先，为了使粮食生产逐步发展，社会稳定。其次，为了表示关心百姓，以得到群众拥护。灾害是蠲免的另一原因。老百姓受灾，没有收成，不蠲免钱粮，就会引起起义。因此，不得不免了赋税。例如，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年）免直隶、江南、福建、江西、湖广等32州县钱粮就是因为这些省遭了灾。还有嘉庆十一年（1806年）免直隶、陕西、江西、四川等56厅州县灾赋，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免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福建、湖南、广西等省129州县灾赋，光绪元年免浙江被灾新旧赋课等。
水利工程得民心
1706年，康熙下令治理黄河。康熙皇帝在御门听政时，大臣们发生意见分歧。经过调查、面奏、辩论、验证等，从正月初十开始，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结束，整整进行了一年，才作出决策，真可谓慎之又慎。康熙皇帝治理黄河决策的全过程如下：
第一，重视治河。康熙皇帝亲政后将三藩、河务及漕运三件大事，书写在宫中柱子上。
第二，寻根溯源。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，到星宿海，往返万余里，并绘成舆图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绘成的黄河图。又永定河，康熙皇帝巡视北京通州段河堤，随驾的有皇太子、皇四子、皇五子、皇八子、皇十四子、皇十五子、皇十七子等。他命诸皇子分钉木桩，学用仪盘，亲自检测仪器，记录测量数据。
第三，任用能臣。康熙皇帝任用治河名臣靳辅和陈潢。靳辅，汉军镶黄旗人，以安徽巡抚授为河道总督。受命后，一日八上奏疏，报告治河之策。他的治河方略是：统审全局，河运并治，浚河筑堤，束水攻沙，多开引河，量入为出。他重点治理黄河、淮河、运河交汇的清口。陈潢，浙江杭州人，善治水，负才不遇，题诗祠壁。靳辅见而惊异，访得引为幕友。疏奏多由陈潢起稿，施工亦由陈潢监理。他们督率民工，日夜辛勤，治河大成。但是，靳辅受到诸臣合讦交攻，发生了意见分歧。
第四，御前辩论。河道总督靳辅与直隶巡抚于成龙在治河方略上意见相左。争论的主要是两个问题：一个是治河水退后出现的田地，是实行屯田还是由豪绅垦占；另一个是为了使河水通畅顺流入海，是开浚海口还是修筑大堤。康熙皇帝不妄加论断，而是命双方在乾清门进行御前辩论，各申己见，互相驳难。关于屯田——于成龙说：“屯田夺民产业，不能实行！”靳辅则说：“丈出之田，作为屯田，抵补河工所用钱粮。因属吏奉行不善，民怨是实，臣无可辩，唯候处分。”关于开浚海口，靳辅的意见是：开海口虽可泄水，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。于成龙的意见是：要是加高河堤，堤高一丈五尺，民居在其下面，一旦河决，无数百姓将饱鱼腹。争论没有达成共识，决定再广泛征询意见。
第五，集思广益。辩论双方各有各的理由，康熙皇帝不能决断。他又命乡里临河的在京官员，书写己见，上报朝廷。
第六，会议裁决。康熙皇帝听了两方面的陈述，看了大臣的疏报，交九卿会议裁决：采纳了于成龙的方案，将靳辅罢官，陈潢被削职。
第七，实践验证。康熙皇帝曾数次派大臣视察河工，检验朝廷辩论的意见孰对孰错。后康熙皇帝南巡阅河，靳辅扈行随从。回京后，康熙皇帝肯定靳辅的治河功绩，复还他原来的品级。
第八，改正错误。靳辅之后，命于成龙为河道总督。康熙皇帝召于成龙入京，问：“过去你说靳辅之短，现在怎样？”于成龙回答：“臣那时妄言，现在也按照靳辅的办法去做。”这是对靳辅治河方案最好的结论。
第九，断不出书。康熙皇帝悉心治河数十年，撰写治河论述，河道总督张鹏翮（h佴）请将治河谕旨编纂成书，雕刻颁行，永久遵守。康熙皇帝说：“前代治河之书，无不翻阅，泛论虽易，实行则难。河水没有定性，治河不可一法。今日治河之言，欲令后人遵行，断不可行。”这表现了康熙皇帝可贵的科学态度。
在康熙皇帝统治期间，清王朝在思想上的专制是十分严酷的，表现之一就是大兴文字狱。
吃人的文字
（一）文字狱的概念和文字狱的盛行
文字狱指因著文作字而获罪。要使你因此而获罪，很容易，找出你的章表诗文，然后寻章摘句，旁牵侧引，罗织罪名，这样你就死得成了。
文字狱由来有两千多年历史了。明洪武年间，清康雍乾年间文字狱极为盛行。而清康雍乾三朝对这类案件捕风捉影之荒唐，牵强附会之怪异，株连之广泛，处理之残酷，无以复加。
（二）最早的文字狱
最早的文字狱发生在春秋时期的齐国。公元前548年，齐国君庄公与大夫崔杼的妻子私通而被崔杼杀了，史官在竹简上写下“崔杼弑其君”，崔杼知道了杀了史官，史官之弟秉承兄业录史，仍记“崔杼弑其君”，亦被杀，后承者仍记录“崔杼弑其君”。这个崔杼看硬的不行改软的，找史官商量，要求别这样写，被拒绝，崔杼退一步，要求不要用这个“弑”字，因为是庄公没有干好事。史官答，不管怎样，臣子杀君王就是“弑”，没得商量。最后，崔杼被他们的正直折服，没再下杀手。后代史官都以能像齐国史官那样秉笔直书为荣。
（三）北宋的“乌台诗案”
北宋的“乌台诗案”也是文字狱的一例，此案中苏东坡差点儿丢了性命，受到株连的有他的弟弟苏辙和司马光、黄庭坚等人，原因就是下面这首诗：
凛然相对敢相欺，直干凌云未要奇。
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。
这首诗中的“凛然相对”被人抓住把柄，于是有名的“乌台诗案”立案。
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七月，上任才三个月的湖州太守苏轼被逮回京城，关押在御史台。某些言官“欲置之死”，这期间，神宗皇帝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病了，神宗要大赦天下给老太太却病延寿。老太后说：用不着大赦天下，你把苏轼给我放了就行了。苏轼这才保全了性命，贬到黄州当了团练副使，这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吧。
（四）明朝初年的文字狱
农民与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忌讳人家说僧、盗、光等字，连同音同意的生、道、亮、秃等也不行。他登上帝位后，凡章表中有这类字的，即诛杀作者。因他被元朝骂之为贼，贼及贼的近音字则、责、择亦怒之。有一个和尚写诗谢恩：
金盘苏合来殊城，玉碗醍醐出上方。
稠迭滥承天下赐，自惭无德颂陶唐。
朱元璋看了这首拍马谢恩诗认为：殊是“歹”“朱”而合，这和尚是变着法子骂人，杀。这真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了，让马撂蹄子给踢死了。
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下令禁民间用天、国、君、臣、圣、神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秦、汉、晋等字为名。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又禁用太祖、圣孙、龙孙、黄孙、王孙、太叔、太兄、太弟、太师、太傅、太保、大夫等为名。
朱元璋驾崩，孙子朱允炆即位，为惠帝。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发动政变，带兵打进南京篡了侄儿的帝位，史称“靖难之役”。他命侍讲学士，《太祖实录》总裁方孝儒起草即位诏书。方拒绝，朱棣大怒，方被诛十族（九族再加学生），共处死873人。这桩案件虽然不是写字，却与写字有关，也应该算是文字狱。
（五）清朝的文字狱初年
到了清朝，皇帝的神经更脆弱，对这类事情更敏感，章表诗文中一切能够得上影射、暗示以致可以牵强附会的字句，都会给作者带来杀身灭族之罪。
按清律，凡谋反者和共谋，主犯凌迟处死，三代内父、子、兄弟及同族之叔伯兄弟及子中16岁以上男子全部斩首，不满16岁的男童阉割后罚为奴，母、妻、妾、姐、妹，不论长幼全部罚为奴。外戚、师生、朋友也逃不了干系，就是死了也要挖出来戮尸。
而文字狱的犯人包括家属、出版者、参订者、抄写人、装订人乃至买书人和当地官员，无一不是谋反罪，都逃不脱以上命运。因此，每起文字狱案件被奴、流、刑、杀的少则几十，多则几百。告发者往往得以升官发财，于是告讦成风，人人自危。一般文人不敢研究和反映现实问题，一头钻进故纸堆，搞考证去了，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的发展。
后世文字狱屡屡被统治者用作思想统治的工具，而清朝统治者尤其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时期经常把文字狱当作手中的紧箍咒，用来威胁迫害怀念明朝、对清朝有反感情绪的汉族知识分子。
在清朝170多个文字狱案例中，实际上只有极少诗文勉强说得上有思念明朝、不满清朝的情绪，而大多数与此根本挂不上钩。
清朝首例文字狱发生在1645年。这年河南乡试，一份中举试卷误将“皇叔父”（指多尔衮）书为“王叔父”，被指为大不敬，主考官欧阳蒸、吕云藻革职，交刑部论罪。
康熙皇帝统治期间发生的文字狱案共有11起，比较典型的有下面3起。
《明史》案
《明史》案发生在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决谳于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。
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退休后曾著《明史》一书。业已衰落的朱家将稿以千金卖给湖州富户庄廷
。该书讲了崇祯朝和南明史事，尊南明弘光、隆武、永历正朔，有指斥清朝词句。庄廷
是个瞎子，效法“左丘失明，厥有国语”，将该书作了一些增补，当作自己写的书。修订完后便于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病死了。其父庄允城将书易名《明史辑略》，请崇祯十三年（1640年）进士、在南明弘光政权中担任过礼部尚书的李令皙作序，又邀江南18位名士列为参订。
庄廷
的岳父朱佑明是大富豪，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以庄廷
之名将该书印行于世。
很多人都想利用书中违碍之处向庄允城敲竹杠。庄允城都用钱财堵了他们的口。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，归安县（在今浙江吴兴县）吴之荣，罢了知县，想借告发立功，以图东山再起，将此事报告杭州将军松魁。松魁与巡抚朱昌祚讨论了这事后，朱昌祚以书面形式报告督学胡尚衡。庄允城知道后，通过贿赂免予起诉。之后，庄允城将指斥清朝的话稍加修改重刊。吴之荣看到他第一次告密失败，但未死心，便买了初刊到京师直接告到司法部门。吴之荣向来怨恨南浔（吴兴县东）富人朱佑明。刑部于康熙元年派人到湖州调查，认为此书有八大罪。主要罪名是扬明朝，毁本朝。庄允城、朱佑明被逮至京城。
当时正是鳌拜等四大臣当政，利用此书大做文章，下令严审，给那些怀念明朝的人一点儿颜色看看。庄廷
被掘墓戮尸，其弟庄廷钺（24岁）与李令皙被杀头。李令皙的四个儿子也被处以死刑，朱佑明有五个儿子，都被杀了。参校该书的茅元锡（刚任命为朝邑县令）与吴之镛、吴之铭两兄弟与江楚诸名士列于书中者如吴炎等人都被处死，查伊璜、范文白、陆丽京虽受牵连，但因为合词检举，加上广东提督吴六奇的救援，才没被判罪。松魁因为事先没有禀报，被戴上脚镣手铐解赴京师。同时解赴京师的还有其幕客程维藩。松魁以其有免刑特权仅仅被免了官，而程维藩被杀了头。湖江太守谭西闵到任才半个月，案发后，他与推官李焕都以隐匿罪处以绞刑。刻书、印书、订书、送板的与买书的也都被斩首。浒墅关（今吴县西北）货物*主事李希白听说阊门（今吴县西北门）书坊有此书，派人去买。李希白和他派的人以及书商都被杀头。李希白所派之人因在书商邻居朱某家等了一会儿，已经70多岁的朱某，与其妻遣送边远地区。此案处死的共70多人，受株连的221余人。罪犯妻子都遣送边远地区给人家做老婆。
吴之荣得到庄家与朱家家产各一半，起用为右佥都御史，后来死于寒热。《私史记事》云：康熙四年七月，“吴之荣归自闽中，行至半山，狂风骤起，雷电交加，之荣随成疟疾，寒热夹攻，两日而死，人皆称为天雷击死之”。
《南山集》案
戴名世《南山集》案是发生在康熙时期的一个大案。
此案需先从方孝标说起。方孝标，桐城（今安徽）人。本名玄成，因避康熙（名玄烨）讳，以字行。顺治时，中进士，官至内弘文院伺读学士。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，族人方猷主持江南考试，与他有勾结作弊行为，结果均被免官戍边，流放到宁古塔，后遇赦。方孝标到云南，当了吴三桂的翰林承旨。吴三桂反清失败，方孝标先迎降，得免死罪。他写有《钝斋文集》《滇黔纪闻》二书。《滇黔纪闻》中有关于南明抗清事实，用南明诸帝纪年。
戴名世，桐城人，字有田，号褐夫，别号忧庵，康熙时期进士，任编修。他立志修明史，认为南明永历朝不能称伪朝，对《滇黔纪闻》十分重视。听了学生余堪口述南明永历朝一个叫犁支的所言，感到该书符合事实，于是在他所写的有关明史文章中采用该书的材料不少。
戴名世在《与弟子倪声》一信中论及修史之例，认为“本朝当以康熙壬寅（1662年）为定鼎之始，世祖虽入关十八年，时三藩未平，明祀未绝，若循蜀汉之例，则顺治不得为正统”。
戴名世学生尤云鹤从方孝标的集子中选出部分材料，以《南山集偶抄》之名刊行。同时刊行的还有《孑遗录》，记述桐城地区地主、豪绅抵抗农民军之事，署名宋潜虚，因为其戴姓出于宋后，所以讳戴为宋。此书由尤云鹤、方正玉捐款印行。他们俩再加上汪灏、朱书、刘岩、余生、王源都作了序。印刷版藏于方苞家。
1711年武进人都谏赵申乔（字慎旗）向刑部告发了此事。九卿会审，《南山集》定案。《南山集》案，实际上就是《南山集偶抄》案。此书只不过是为南明争正统，揭露南明隐事而已，但刑部大做文章，株连竟达数百人。戴名世寸磔，方孝标已死戮尸。他们的祖父、父亲、子孙、兄弟以及叔伯父、兄弟之子，凡16岁以上者都被杀头，母、女、妻妾、姊妹、儿子妻妾、15岁以下子孙、叔伯父、兄弟之子给功臣为奴。朱书、王源这时已死，免于判罪，汪灏、方苞以诽谤朝廷判斩立决。方正玉、尤云鹤发往宁古塔。方孝标儿子方登峰、方云旅，孙子方世樵一并斩首。方家中即使还在居丧守孝的人都处死，尚书韩菼、伺郎赵士麟、御史刘灏、淮扬道王英谟、庶吉士汪汾等32人另议降职。康熙闻奏改刑。戴名世斩立决，方孝标之子免死，与其家人流放黑龙江。汪灏、方苞免死，入旗为奴。尤云鹤、方正玉免死罪，其家迁徙边远地区。韩菼以下这些平日与戴名世只因议论文章而被牵连的人，都免予治罪。
王锡侯案
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年）印行的《康熙字典》，是奉旨编纂的，而且以康熙年号命名，足见政府之重视。可是有个书呆子叫王锡侯的，竟敢批评《康熙字典》，说它收字太多，难以贯穿。他自己编刻了一部《字贯》，意思是说，这本书可以用字义把零散的字贯穿起来，正好弥补了《康熙字典》的不足。此案主犯的发落不说，还连累了两江总督，因查办不力受到降级的处分，江西的布政使、按察使（都相当于今副省长）受株连被革职治罪。其实，王锡侯写《字贯》是想贡献一己之见，想不到竟落得这样的下场。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