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知道，其实时刻关心着老乐的郭奕明也面临着同样的困难，也遭受过巨大的精神创伤。他把1岁的儿子送回上海请父母帮助抚养，当时他和爱人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大山中最后的知青一家人1000元。回到上海，虽然有亲人的呵护，但孩子总有孤独感，开始学习很好，上中学时迷恋上游戏机，干脆放弃了学习，整天泡在游戏厅，可爷爷奶奶并不知道。高中毕业那一年，老郭几乎天天都要给儿子打电话，询问他的学习情况，他总是报喜不报忧。6月1日学习单发下来了，他的成绩很差。儿子觉得没脸见为他费尽心血的父母了，6月日中午，他走出爷爷奶奶家，找了一处高楼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他走到18楼，上面有护栏，他又走到6楼，一头栽了下去……正在外地出差的老郭赶到上海，看到躺在病床上血肉模糊、浑身缠满纱布的儿子时，他眼前一黑，几乎倒下。万幸的是，儿子跳下时被空中的电线挡了一下，掉下后又被及时发现、及早送到了附近的吴泾医院，迅速处置后又被送到条件更好的第五医院。但是医生还是让他做好“两手准备”：死亡的可能很大，活过来也可能是植物人！儿子昏迷0天，这0天是老郭两口子的人生地狱，他们已记不清是怎么熬过来的。儿子终于醒了，老郭和妻子叫着儿子的名子，已是泪流满面。真是神奇，儿子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！休息恢复两年后，在老郭和爱人的鼓励下，儿子考上了上海师大的日语系，现在已经毕业正等着工作呢。我说，老郭你太善良了，苍天有眼，让你儿子化险为夷，而且会前途无量！真是好人有好报。老郭笑了。
听说我来采访，上甘岭林业局的马仁祥书记和夏景涛局长把我请到局招待所。我向这两位年轻干部汇报了老郭对老乐的帮助，他们都说老郭是个好人好干部，他为人正派，工作兢兢业业。有人说，他有权不会用，物资局长白当了。可全局的干部都知道，他克己奉公，当得很好！我还说到老乐现在的困难，还有爱人的社保金问题。他们都表示，只要政策允许，我们一定帮助。还没离开伊春时，我就听说，老乐家的社保金解决了。我知道，林区职工有困难的人很多，基层的领导能这样关心老知青，已让我们很感激了。
我想，写完这篇稿，我应该到黑龙江科技学院去看一看乐岩，我想对他说，你的父母很伟大，他们像上甘岭上的红松一样扎根山岩，千磨万击还苍劲。你应该像他们一样！
黑龙江科技学院在哈尔滨市松北区的糖厂街1号，乐岩在矿务加工工程专业学习。我想还会有人去关怀他--个饱经苦难的老知青的后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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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乐的故事又让我落泪了。他是上甘岭的坚强战士，历经磨难，但他没有离开林区。他的女儿死在了大山里，他的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。老乐夫妇的精神让人感动。他们的战友老郭和同事们对他们的帮助让人感动。我们真应该向作家老贾学习，多关心生活困难的老知青，多关心社会上的弱势群体。
-方中行看到贾老师的这个故事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，不管返城的知青成功与失败，我们毕竟回城了。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当年一个车皮下乡、在一起摸爬滚打、因种种原因还留在那里的战友们。我们更不能忘记，那些至今留在北大荒的外省知青，因为他们才是“献完青春献终身，献完终身献子孙”的一个特殊的群体。
-武振中我是乐新华的儿子乐岩，现正在黑龙江科技学院上大学。在这里向所有关心我父母关心我的好心人表示感谢！首先感谢贾老师，感谢他不辞劳苦跑进大山，把不为人知的我的父母的苦难经历告诉了更多的人。也感谢他在采访了我的父母之后，又带领夫人和儿子儿媳一家四口人，到学校来看望我鼓励我，给我送来衣物。也感谢那些从报纸上从网站看到贾老师的文章后，给我打电话来信的好心人，更感谢他们对我父母对我的资助！请相信，我一定会以我的父母为榜样，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好好读书，将来回报社会，回报所有的好心人！
―乐岩百万知青中更多像老乐这样的人，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，如果不是贾老师这样的有心人去采访他们，就将默默无闻终其一生。无论是返城的还是守望麦田的，他们都是主体，真正做出成就，改变命运，或者能扼住命运的喉呢的人，毕竟是凤毛麟角。我所认识的知青中有许多像老乐这样的人，他们善良、本分、纯朴、忠厚，却有些窝囊、怯懦和迟铣，因此一直生活在底层。我不知道这样表达是否准确，但毫无居高临下的意思，这些人曾是我的好兄弟好哥们，有的甚至为我拼过命、打过架。但是那个年代他们毕竟耽误了最好的一段青春年华，因此在命运的搏斗中缺少智慧。可喜可贺的是他们的后代成长起来了，乐岩他们会靠知识改变命运的。
王国栋
#走进大山如果说，黑龙江省的版图像一只展翅飞翔的天鹅，那8900平方公里的大兴安岭就是那天鹅的头冠。那里是祖国的绿色瑰宝，山高林美，资源丰富。有多少人对这片神奇的山林心向往之，趋之若鹜。当然，做一次进山的旅游者很惬意，如果要长期在大山里生活就不容易了。高寒和高纬度环境会使许多人的身体不适应，严重威胁人生命的心脏病发生率较高。这几年，这里的人们对心脏病却不再惧怕了，因为有一位上海的心脏病专家，成了他们的“守护神”，他随叫随到，一年有五六次跑进大山为病人动手术。如果你找到上海他工作的瑞金医院，只要你说是“大兴安岭的”，他便如亲人般给你安排医疗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他牵线，大兴安岭地区医院已和上海瑞金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，在他们的指导下，地区医院已组建成了全省地市级医院中一流的心血管专科。
这位“大兴安岭人的守护神”叫张大东，当年在呼玛县下乡的上海知青，现在是上海瑞金医院集团闵行医院的院长助理、心血管内科主任，中国著名的心血管介入治疗专家。
那天早上8点半，我就赶到了位于心血管专家张大东也是山里人的“守护神”莘庄镇的闵行医院，在那座新建的大厦的15楼，我找到了心内科的病房，楼厅里挂着许多锦旗，都是赞扬张大东的医术和医德的。他正在查房，挨个病房巡视，亲切地询问病人，仔细地检查，身边跟着许多实习医生。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站在走廊上的我失去了耐心，只好对护士说：“我是大兴安岭的，找张主任。”这一招还真灵，张大东马上出来见我，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接受采访，这其间，呼玛县一位姓赵的县人大副主任来找他，她是来看病的。还有科里的护士长，也来主动介绍情况，她曾和张主任到过加格达奇为病人做手术。
110里的山路。开始我们还指点江山，有说有笑的。初春的兴安岭，残雪未尽，达子香已绽出紫色的花蕾，山色秀美，我们像逛公园一样高兴。后来就步伐越来越沉重了，满脚的泥水，衣服都被汗水湿透，军用水壶的水喝没了，书包里的馒头也啃光了。饥寒交迫的我们就只好抓路边的残雪解渴了！总算在半夜时分，走进了察哈彦这个地处黑龙江转弯处的小屯子，倒在土炕上就睡，一夜无梦。我们浪漫又艰苦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
和那些逃难到大山里的移民一样，大东他们春夏秋季开荒种地打粮，到张大东当年抬大木头总是抬“第一杠”
大东很帅，有点像哪部电视剧的男主角，儒雅又亲切。听说我在黑河当过知青，他说呼玛和黑河是近邻，我们都在黑龙江边下乡，接着就无话不说了。他说，我是1954年出生，1970年4月15日下乡的。我们是知青中的小字辈，被称为“小六九”〈69届中学生当时只记得路太远了，走了好几天，先坐火车从上海到塔河，又换汽车跑到一个叫三间房的小村落，前面就没有公路了。乡里要安排我们坐拉行李的拖拉机，可是我们一激动，要来个急行军！没想到，那是了冬天就进山伐木。对这些大城市的孩子来说，什么活都不轻。年纪最小的大东一点不示弱，重活累活都抢着干，不长时间他就“出人头地”了，先当上队里的民兵排长，后来还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，主管副业生产。从下乡的那年冬天开始，连续4年领着大伙进山伐木，在零下7度到8度的严寒中，他们跪在大雪地里，用简易的弯把子锯，把参天大树放倒，再砍掉枝杈，把树干用马拖到楞场，再堆成垛，等待火车装走。在楞场抬大木头是又累又危险的活，白白净净的大东，总是抢第一杠，他指挥着8个棒小伙弯腰挂钩，一’起身抬起数千斤的大原木，然后迈着稳健的步伐，向如走去。他们一‘起喊着号子一哈腰挂，那个嘿哟挺起腰，那个嘿哟往前走，那个嘿哟莫回头，那个嘿哟……
嘶哑的号子里有血丝飞迸，在广阔的楞场上空回荡，和火车的鸣叫、山林的呼啸，组成动人心魄的交响乐。这是张大东人生中最重要的旋律，现在想起还让他激动。他说，人生就是要承担责任，再重的担子也不能弯腰，也不能回头，只能一个劲往前走！后来大东担任了金山公社的团委书记，他不愿意坐办公室，经常活动在各个村屯，和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成了1000多个知青的知心朋友。在不经意中，他还发现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劣，地处边远，老乡和知青看病难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有的屯子的干部要到县里开会，要走一个星期，更别说是老乡看病了。公社没有像样的卫生院，村里的赤脚医生根本满足不了农民的需要。那时已经有来自上海的医疗队，在这一带巡诊，大东很敬重他们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，自己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。但是命运还是安排了这个心地善良又特别有责任心的青年，成了人民的白衣天使。（未完待续）